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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4页。
派驻机构的创设授权来自《宪法》第124 条第 2 款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因此它在组织上属于监察委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结语派驻监督实践中有监察机构与被监察对象的同级纪委合署办公，监察专员普遍兼任党组成员、纪委书记。
目前普遍存在的融入式监督融入式治理实践，往往强调前端治理溯源式治理，这对未雨绸缪、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固然有利，但如果要深入被监察对象的具体业务，就必须满足专业性、技术性和角色中立性的要求。二是向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委托组织派驻的机构。其次是监察机构与监察专员的二元形式。即与法人承担责任的最终性标准不同，法律功能主体还可能通过承担传递性责任、特殊责任、内部责任、担保与补充责任等多种形态的责任来呈现。派驻机构正是一种属于派出的纪检监察机关的、根据法律和党内法规抽象设立的间接国家机关。
2022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印发《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的组织设置、领导体制、工作职责、履职程序、管理监督作出全面规范，对于推进派驻机构工作规范法治化、正规化，推动新时代派驻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组织理论上说，这就是通过组织和功能两个方面设立多点位的观察机制，以提高机构效能，减少信息搜集、决策的成本。(13)3.集权的简约治理黄宗智提出集权的简约治理概念时原本是要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存在一种半正式的治理方法。
马岭：《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4期。(49)他又说：许多同志满腔热忱，争着出去工作，这种积极性和热情，是很可贵的。这个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既涉及党组织的内部决策，也涉及上下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
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区别于表现灵活性。(29)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是并列关系，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
①关于国家机构教义学研究潮流的兴起，参见张翔：《中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展开》，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86)刘松山：《党的领导写入1982年宪法的历史回顾与新期待》，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与经济、教育等各类工作相比，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这件事除了必须由国务院直接做而不能授权给部委或者地方政府外，最大的不同是这件事并非国务院自己可以完全决定。他说：在严格的规范意义上，中央政权只是宪法的创造物，与地方政权共同构成宪定机关的一部分。
(63)毛泽东：《在听取甘孜、凉山两个自治州改革和平乱问题汇报时的谈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57)然而在本文的逻辑下，中央的积极性的确不能在该款原则中出现。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21)何渊：《论区域法律治理中的地方自主权——以区域合作协议为例》，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
非常有趣的是，虽然政府层级内部行政机构的相互联系是垂直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却是水平的、市场取向的。参见汪渊智：《形成权理论初探》，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不能也不必返回头去解释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8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领导班子的根本工作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
张翔：《中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展开》，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27)所谓程序性的权力，即指该权力所影响的是决定过程而非实体事项(比如原受学者重视的支出责任)，主要包括提出和采纳(否决)意见的权力。(54)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页。他说：这些年来，各级领导班子都有不少议事规则，领导干部也大都懂得民主集中制的基本道理和要求，但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和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在一些班子屡屡出现。(65)在宪法和法律上，当然也存在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矛盾。根据他们的设想，地方权力由大到小依次为：(甲)地方政府具有固有权力。
(33)也就是说，领导和管理的区别与其说是工作方式或者渗透力度的不同，不如说是间接处分和直接处分的不同。(16)如此，则地方政府连稳定主管的领域也不存在。
比如，税收法定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法律原则。三者的不同体现在我国《宪法》第89条。
(71)周尚君最近的研究也注意到灵活性和积极性的不同，选择在不同的小节下分述了民族自治法规和经济特区法规的立法特点。(24)于文豪：《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地方》，载《法学家》2020年第4期。
⑩以上这些学说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有专属负责的事务。再有，判断何种职权属于我国《宪法》第62条第16项的对象，是一个宪法问题。诚如季卫东所说：程序，从法律学的角度看，主要体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步骤来作出法律决定的过程。(35)这当然是批评一种错误的领导作风，但也点明了拍板在程序中的特殊位置和重要作用。
(74)参见姚魏：《论浦东新区法规的性质、位阶与权限》，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9期。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在多处提及率先字样，而在首段即明确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要充分发挥全国上下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并非仅仅海南发挥其积极性使然。
在横向上，各类国家机构也可以向权力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权力机关仍保有最终的决定权。……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用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
这种治理依赖准官员，而政府机构仅在纠纷发生时才介入。郭锐：《央地财政分权的选择构筑视角兼论中央财政权力的宪法约束》，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
(70)这些都不是所谓财政联邦主义等概念可以放行的。我国虽然不存在其他实行权力下放单一制国家的宪法惯例，即并没有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般不为国家的部分行政区域专门制定法律，但那是另一个立法程序要处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23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⑧郑毅虽然对王建学有所批评，但所持观点并无根本不同。
(69)参见刘剑文：《地方税立法的纵向授权机制设计》，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49)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编：《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它们分别对应着财政联邦主义行政发包制集权的简约治理治理逻辑M型结构等社科概念，几乎可谓这些成果的法学表达。具体实施的算是管理，组织(如分工、统筹、监督)其他主体实施的则是领导。
(11)2.行政发包制周黎安所提行政发包制的总体特征是正式组织内部的层层发包关系。(68)即便所调整的税种可能落入地方事权的范畴，仍非地方可得而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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